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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周恩来指示核潜艇工程重新上马,刘华清守

文章作者:军史 上传时间:2019-08-09

核动力导弹潜艇

  本文摘自《舰船知识》,作者:刘华清,原题:《刘华清上将谈中国海军核潜艇》

1982年12月19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刘华清正会见海曼·乔治·里科弗。

  注:以上内容摘自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的《刘华清回忆录》。

在当代国际海军史上以“核潜艇之父”享誉全球的里科弗是刘华清就任海军司令员后,接待的首位美国海军退役高级将领。在会谈期间,中国首次公开了核潜艇建造的多项秘密。让里科弗未曾想到的是,这位比他年纪小16岁的中国海军司令员刘华清,会打破他主导核潜艇发展32年的历史纪录。

  核潜艇的研制设计是从1959年开始的,当时先由海军修造部核潜艇总体组提出了方案的构思。后来由于国家暂时经济困难和科研力量不足,1963年3月,经中央专委批准,决定先集中主要的技术骨干力量,重点对核动力、艇总体等关键项目进行研究,待国民经济有了明显好转时,再全面展开。

提到刘华清,大家首先会联想到航空母舰,但殊不知,刘华清也与中国核潜艇结下了一段奇缘——从1961年受命组建舰艇研究院,到1998年退出军政高位,刘华清伴随中国核潜艇的发展,走过了36载的艰辛历程。

  核潜艇于1963年调整后,中央专委于1965年批准核潜艇工程重新上马。核潜艇要不

1951年开始,我就参加了领导核潜艇工程的研究发展工作。此后30年,不论调到哪里,不论担任什么职务,我始终都参与了核潜艇工程,它的每一次成功和挫败,我都亲历其间。

  要搞?如何搞?搞什么样的?有过许多争论。有的针对我国经济基础和技术条件的可能性,存在不同看法;有的从作战指导思想出发,对核潜艇在未来作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不同认识。后来毛泽东主席重申,国防尖端科学技术“要有,要快,要超”。这之后,核潜艇便一路绿灯,重新上马。

——《刘华清回忆录》

  我调到国防科委的时候,恰逢核潜艇工程重新“上马”。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核潜艇的研究,一开始就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在周总理的具体指导下,聂荣臻元帅专门写了《关于开展研制核动力潜艇的报告》。应该说核潜艇的上马是比较顺利的。

核潜艇,作为现代高端战略武器进入中国领导人的视野,是在20世纪50年代。

  但是,这项工程的前期开发工作却几经波折,这期间,我先在七院,后调到六机部,岗位变化了,但关注核潜艇工程的心却始终放不下。

1954年,美国“鹦鹉螺”号核潜艇进行首次试航。关于这种新武器的“超能力”,当时有这样的描述:一块高尔夫球大小的铀块燃料,可以让潜艇航行6万海里。如果把燃料用柴油换算,需要装近百节火车皮。于是,1958年6月,聂荣臻向中央呈送了《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吹响了中国核潜艇研制的号角。

  1962年上半年,由于国家经济遇到暂时困难,大批工程项目下马,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也难以继续工作。对此,七院党委做了多次研究,我和戴润生政委专门向聂帅做了汇报,中心意思是从长远考虑,研制工作不宜全部下马。否则,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而且技术队伍也将散失,以后再上马时,困难会更多。后来,中央专委决定,组成了七院十五所,保留少数核潜艇研究人员,继续从事核动力装置的理论研究和实验,为设计研制核潜艇做技术上的准备。我专门到十五所讲了预研工作问题,强调要靠自己的力量把技术关键问题搞清楚,做好前期开发研究,为核潜艇工程总体方案的选择和初步设计提供基本理论和试验数据。

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庆典上,毛泽东对来华访问的赫鲁晓夫提出了希望苏联帮助中国研制核潜艇的要求,却遭到拒绝。苏联“老大哥”的突然发难,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愤慨,于是发出了“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誓言。就是这句誓言,让那一代的中国科研工作者心潮澎湃, 激励他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1965年3月,周恩来总理指示,核潜艇的研制工作重新上马。当时我任六机部副部长,分管科研工作。于是由我起草,以六机部党组的名义向中央专委提出研究制造核潜艇的报告。8月,中央专委正式批准了这个报告。

1961年,中央军委正式颁令成立舰艇研究院,番号国防部第七研究院,并任命刘华清为七院院长。军委明确规定,“以核潜艇工程为重点,实现造船规划所规定的各型舰艇及其配套设备的研究、设计、试制、定型工作,直接为海军建设服务。”

  核潜艇工程终于再度上马。我喜出望外。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苏联政府撤走全部原子能专家后,核潜艇科研人员感到“举目无亲”的同时,国家恰逢经济困难时期,不可能同时支撑多个尖端项目的科研工作;加上“下马风潮”席卷全国,“拆庙赶和尚”势不可当,更可谓“雪上加霜”,发展核潜艇这样的尖端高科技项目极其艰难。

  核潜艇工程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它兼有“两弹”和“两核”的尖端技术,又有水下操作的重大技术难关,研制生产单位涉及几百个研究所和工厂,组织管理涉及国务院各部委、各省市二十几个部门。

1963年3月,中央军委正式明确,核潜艇研制工作暂时“下马”。刘华清同意核潜艇工程暂时下马,但不主张“拆庙赶和尚”。他认为,研制核潜艇是海防建设的百年大计。摊子可以收,战线可以缩,经费可以压,但核心研究机构不能拆,骨干科研人才要保留。最终,让刘华清倍感欣慰的是,虽然核潜艇工程暂时“下马”,但科研机构不仅没有被撤销,反而由研究室升格为研究所,科技骨干人才也最大限度得以保留。

  为此,我们提出分两步走:第一步先攻克核动力难关,造出攻击型核潜艇;第二步再突破导弹应用于潜艇水下发射的难关,造出导弹核潜艇。两个技术关键,分开攻关。为抓任务和组织协调,我们前前后后开了十几次会,签发二十几份文电,工作才逐步展开。

“‘下马’,叫我们自己好好读书,调查研究先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所以在这个困难的时期,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就坐下来读书,调查研究,开会讨论,你为什么要选这个数据,你为什么选这个压力,大家一定打破砂锅问到底。”时任核潜艇总设计师的彭士禄回忆说。

  核潜艇工程上马后,先是从六机部为主,与二机部共同负责,海军和一、四机部参加,并成立核潜艇工程联合办公室,归属六机部,由我负责。1967年3月,中央军委确定,核潜艇工程改由国防科委领导,会同国防工办负责抓总。此时,我已调到国防科委,这项工程仍由我分管。后来我离开科委到海军工作,核潜艇工程办公室又转属海军。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核潜艇研制工程因为国民经济困难和“文化大革命”升级一度停滞。在聂荣臻、刘华清以及科研人员的奔走努力下,一份以中央军委名义的“特别公函”,向27个省市数以千计的科研院所和生产厂家下发出。该公函提出核潜艇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国防尖端技术项目,要求所有承担工程项目的单位和人员,群策群力,大力协同,排除万难,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各项任务。

  “文革”中,由于工厂、科研单位陷于混乱,核潜艇的研制工作面临中断的危险。有的厂、所领导就来北京要求工程办公室派人去解难。开始还能派人去,以后多了,也应付不过来。有的同志建议以中央军委名义发一个专门文件,但有的同志怕这样被误解为“以生产压革命”。我和大家反复研究后,决定向聂帅提出建议,以中央军委名义发一个关于核潜艇工程特别公函,强调核潜艇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对国防建设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任何人不准以任何理由冲击生产研究现场,不准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必须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1967年8月,中央军委发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特别公函》。当时各有关部、院主管核潜艇工程的同志以《特别公函》为依据,确实排除了不少干扰,保证了科研任务不致中断。

“特别公函”在那动乱的岁月里,为核潜艇研制工程保住了一方“政治特区”,但实际的研制却也不是那么容易。

  1968年11月,鱼雷核潜艇开工建造,1970年12月下水,开始了码头安装设备工作。

有人说核潜艇项目启动时是“三无”:无图纸资料,无专家权威,无外来援助,完全是“自己探索着干,摸着石头过河”。这话一点不假。时任船舶某研究所总工程师尤子平说:“我们这些人根本就是,不但潜艇没有看到过,潜艇设计根本无从谈起。”这样的情况,从开始即参与核潜艇总体设计工作,后来担任了总设计师的黄旭华的口中也得到了印证。“当时没有计算机,大量的数据都是用计算尺甚至算盘计算的;技术资料更是少得可怜,单位的领导就发动大家按各自专业搜寻国外报道的蛛丝马迹,哪怕是得到一张有参考价值的照片都如获至宝,反复琢磨研究。”黄旭华回忆道。

  1971年5月31日,核潜艇首航。我主持了领导小组会议。会后,我考察了一些地区,为核潜艇的试航、驻泊技术和阵地设施作准备工作。之后以海军首长名义报请周总理批准,在8月23日至9月6日进行了预试,结果表明可以进行试验。1971年12月至1974年,几个阶段的试航试验,我参加了多次。

新中国的核潜艇事业就在这样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不同学科、不同背景的年轻学者相互碰撞、启发,这样的氛围成为了新中国核潜艇事业起步的摇篮。

  1972年7月,海军召开党委常委会,专门讨论鱼雷核潜艇和导弹驱逐舰等新型舰艇的定型与后续投产问题。我列席了会议并发言。

1974年,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正式服役。从1974年到1981年,中国陆续实现了第一艘核动力潜艇交付海军使用、第一艘导弹核潜艇顺利下水等节点,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1974年8月1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第一艘鱼雷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并举行了庄严的军旗授予仪式。从此,人民海军进入了拥有核潜艇的新阶段。

弹道导弹水下发射

  核潜艇研制的一步步进展,不仅为我国的“两弹一星”尖端技术增添了新的门类和内涵,也为我国战略武器的打击力量增加了新的手段。

“我要对核潜艇负责……”

  在海军装备体系中,核潜艇是重中之重。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第二代领导人继往开来,各项工作逐步走向正轨,中央领导强调在第一艘核潜艇服役后,要进一步改进并验证核潜艇的作战能力,特别是要具备海上战略核反击能力。

  1961年开始,我就参加和领导了核潜艇工程的研究发展工作。此后30多年,不论调到哪里,不论担任什么职务,我始终都参与了核潜艇工程;它的每一次成功和挫折,我都亲历其间。

1988年是中国核潜艇研制历程中难忘的一年。这一年,核潜艇进行了水下深潜试验、水下高速航行试验和大深度发射鱼雷试验。这些试验进一步证实了中国自己制造的核潜艇跑得远、潜得深、打得准;这一年,弹道导弹核潜艇圆满完成水下发射潜地导弹试验,结束了第一代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全部试验任务;这一年,海军开始安排以提高第一代核潜艇装备安全可靠性为重点的综合治理工程。

  刚介入核潜艇工程,我就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一项国家战略性工程,它不仅仅是海军的战略武器,更是国家的威慑力量,是我国综合国力的体现。

极限深潜,主要是检验核潜艇总体设计性能和作战能力,包括最大深度潜航、水下全航速航行和深水鱼雷发射等试验,其试验规模、组织难度和技术风险,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就任海军司令员后,我自然格外注重核潜艇发展的实际工作。1982至1988年间,我组织了核潜艇的各项试验和训练,并且考虑了第二代核潜艇的研制问题。

在世界核潜艇历史上,极限深潜曾导致灾难性惨剧。1963年4月10日,美国“长尾鲨”号核潜艇在进行极限深潜试验时,全艇129名官兵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起,殒命在马萨诸塞州科特角以东2550米的深海中。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起震惊世界的核潜艇沉没重大事故。自此而始,核潜艇拥有国都对极度深潜试验慎之又慎,核潜艇的设计者、建造者和操纵者对极限深潜更是谈之色变。

  核潜艇长航训练是我比较关注的问题。早在1974年第一艘鱼雷核潜艇就交付海军了,但由于多种原因,一直泊靠在船厂或港口里。1981年,我以副总长的身份去检查,感到这样不行。虽然还有些遗留问题,但艇已经交付了,就要让部队自己管理,自己训练,组织航行。在我的要求下,北海舰队和核潜艇基地加强了这方面的训练。经过认真准备,1981年11月至12月,北海舰队曲振牟副司令员指挥核潜艇进行了首次超过一个月的长航训练。我就任海军司令员后,继续关注这个问题。1983年10月至11月,又进行了第二次更长时间的长航。1984年第二艘鱼雷核潜艇交付。1985年11月至1986年2月,该艇在潜艇基地副司令员杨玺指挥下,完成了数十昼夜的最大自持力试验。远航试验证明,中国自行研究设计制造的核潜艇和我们培养的第一代核潜艇指战员,是顶用的,是真正的水下蛟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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