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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为何要打到邓小平,开国元勋嫌官小向中

文章作者:军史 上传时间:2019-09-22

父亲没有直接回答,他讲了吴忠同志的一段故事:

图片 1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 上海造反派头头徐景贤在香港出了一本名为《文革十年》的书,其中写道,李先念向毛主席告状,要打倒邓小平,而且带头围攻邓小平。这是为什么呢? 陈云邓小平李先念商讨“交班”适宜 1986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1987年10月在北京召开。 岁月不饶人。在主持十二届六中全会的政治局常委中,邓小平、李先念和陈云三位都已进入耄耋之年。党的领导集体必须尽快实现新老交替,这些问题,始终萦绕在三位老人的脑海里…… 陈云约邓小平李先念到家里秘密长谈 十二届六中全会开完不久,几位与陈云、邓小平、李先念共同战斗了几十年的老战友相继离开人世,让他们感慨万千。 1986年10月30日,陈云同志同邓小平、李先念同志在一起。陈云、邓小平、李先念1986年10月30日上午,邓小平和李先念按约来到陈云家中,三人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秘密谈话。 三位老人单独相会,这是很难得的事,身边工作人员赶紧为他们拍了几张照片。还没等身边的人忙完,陈云便将工作人员支出了办公室。这次谈话,意义非同寻常,谈话内容的重要性,从陈云的警卫员赵天元后来回忆的片断中可以反映出来: 我刚走到值班室,电铃响了,我又赶紧转回,打开办公室门,看到李主席已起身往门口走,见我进来,三位老人都高声说:“烟,拿烟。”我赶忙向邓小平的秘书张宝忠要烟……谈话结束,邓小平和李主席走后,我看见烟灰缸里有六个过滤嘴烟头,邓小平在80分钟内抽完了6支香烟。 在这三位老人中,只有邓小平一人抽烟。医生早要求邓小平尽量不要抽烟。可陈云、李先念都如此急迫地为邓小平找烟,由此可见谈话内容必定涉及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谈话是秘密的,除了他们三人外,外人无法知晓,连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内情。 198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发生重大人事变化,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 自10月份公开出席韩先楚、刘伯承、叶剑英等人的追悼会后,陈云一直未公开露面。这就引起了外界的种种猜测,尤其是境外舆论,纷纷预测中共领导层将在十三大时作何种变化。 就在这个时候,一本很有影响力的经济类杂志《国际金融研究》,在1987年第1期刊登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全文发表了1973年6月7日《陈云同志在听取银行工作汇报时的谈话》;另一篇是该杂志特约评论员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取的是陈云当时的原话:《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 这两篇文章在2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转载,引起人们的关注。一些人看出了点门道:这个时候发表陈云的这些东西,表明这样一个信息——中国共产党并不会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改变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政策。 陈云“植树辟谣”邓小平直接答疑 1987年3月中旬,久不出门的陈云从北京悄然来到杭州。他也知道了外界对自己有关“重病在身”的种种猜测。看来,露不露面还真的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 4月4日,杭州迎来了入春以来少有的晴天。上午10时左右,陈云从住地乘车出发,前往位于杭州西郊被列为西湖新十景之一的云栖,准备与干部群众一起植树。 不一会儿,他们来到“云栖竹径”碑亭旁。这里还是有些凉意,但兴致勃勃的陈云却脱下大衣和帽子。警卫员关切地说:“天凉,可以戴上帽子。” 陈云这次来,除了参加植树外,还有一层“辟谣”的意思。所以他说:“戴帽子照相看不清楚。” 几天后,薄一波到杭州看望陈云,两人一见面就谈起了前几天植树的事。薄一波兴奋地说:“我在电视里看你种树使劲还挺大哩牎” 陈云自豪地笑着说:“台湾报纸说我‘半身不遂’,香港报纸说我是‘重病在身,卧床不起’。老汉走路还可以嘛,还可以种树嘛。” 薄一波明白了陈云的用意,称赞说:“植树辟谣,谣言不攻自破呀。” 尽管有关陈云的谣言不攻自破了,但外界还是猜测不断,也有外宾亲自向邓小平打探过这方面的消息。 1987年3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时,作了这样一番解释:“有人说我们改变了方针政策,那是一种误解。我相信我们的政策将会更好、更顺利地得到贯彻……今年下半年,我们要召开党的十三大,大家看了十三大的结果就会清楚。最近发生的中央人事变动不会影响我们前进的步伐。” 在主持十二届六中全会的政治局常委中,邓小平、李先念和陈云三位都已进入耄耋之年。党的领导集体必须尽快实现新老交替,这些问题,始终萦绕在三位老人的脑海里……1986年10月30日上午,邓小平和李先念按约来到陈云家中,三人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秘密谈话。 4月20日,印共总书记南布迪里巴德来访,他直接问邓小平:“有报道说,您在十三大的时候要退职?” 邓小平回答道:“我讲了几年了,但反对的人太多。不过我还要坚持,恐怕还是半退。我提出,政治局常委恐怕我不参加了,保留一个职务。” 对方又问:“您还将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吗?” 邓小平回答:“没最后定。我现在还有两个职务:一个是中央军委主席,一个是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保留一个就够了。好处就是让别人做,特别是让年轻人做。另外,保留一个半退的形式,还可以起原有的作用。还有一个好处,可能多活几年。” 陈云的“两年计划” 离十三大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5月17日,陈云由杭州返回北京。回京后,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两方面:一是参与十三大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制订;一是抓紧找一些中央一线领导谈话。到了1987年七八月间,由于连续找人谈话和思考十三大前后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问题,陈云感觉很疲倦。 得知陈云身体欠佳,一些老朋友纷纷问候。8月7日上午,李先念专程来陈云住处看望。谈话中,李先念开玩笑地问陈云:“你估计自己还能活几年?”陈云根据自己前些年为身体制订的“两年计划”回答:“我想两年应该没问题,但要保证不摔跤,不在外面吃东西,回自己家吃。” 9月6日,陈云到邓小平家参加中央决策层会议。散会后,杨尚昆关切地问陈云:“陈云同志,身体还好吧?”陈云轻松地说:“死不了,还可以再活两年,要保证不摔跤。”杨尚昆鼓励说:“还可以活10年。”陈云没有10年的打算,回答:“两年就行了。” 一旁的李先念也为他鼓劲:“要作个‘五年计划’嘛。”陈云还是坚持自己的估计:“不,只作‘两年计划’,我这是滚动式的计划。这样更实际点。”他边说边用双手做了个交替向前滚动的动作。 9月29日,薄一波来陈云办公室商谈工作。临别时,薄一波也叮嘱:“要多保重身体。”陈云笑道:“还是按我的计划来,只作‘两年计划’。50年代我的身体就是‘木炭汽车’,我的身体是脆弱的平衡,能活到现在就不容易。”薄一波佩服地说:“柳宗元有句话,叫‘精壮暴死,久病延年’。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你的身体就属于‘久病延年’呀。” 党内不同意三位老人只好“半退” 10月19日,由陈云担任第一书记的中纪委在北京召开了十三大前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后,陈云将不再担任中纪委第一书记。为让大家理解自己的想法,陈云在会上作了说明,他还公布了1986年10月与邓小平、李先念那次秘密谈话的核心内容:“去年10月,小平同志、先念同志和我共同商定,十三大时一起退下来。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 1987年10月2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陈云以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身份走上主席台…… 大会的主题报告是《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了这个报告的起草、修改和定稿,陈云和邓小平、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花费了大量心血。后来,当代表中共中央作这个报告的中央负责人犯了政治错误时,有人对这个报告也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对此,陈云和邓小平、李先念都主张:这个报告,不是哪一个人的,它代表了中央的集体智慧。 十三大结束后,陈云和邓小平、李先念一起,退出了中央工作的第一线。由于还不能“全退”,陈云参加了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工作。 11月2日,已退出中央委员会的陈云,列席了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全会决定邓小平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陈云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顺利实现了新老交替。 李先念为何要“打到”邓小平? 1975年下半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拒绝对“文革”作出“七分成绩,三分缺点”的评价,使得毛泽东下决心“批邓”。 然而,许多老干部仍认为邓小平是正确的。当时担任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的张震在一次会议上见到邓小平。张震在回忆录中写道:“他虽然沉默寡言,但表情十分坚毅。我问他身体好吗?他说:‘还好。’我说:‘你多保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小平同志沉思着,没有吭声。我想,他一定明白了我话中的意思。” 确实,张震的意见,邓小平听进去了。在一次外事活动后,候机室里有邓小平、李先念、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吴德等人,邓小平见没有“四人帮”的帮派成员,就说:“毛主席已经对我不满意了,下一步就要批我,把我打下来。你们这几个人在毛主席面前要带头批我,与我划清界限,目的是保存实力。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位置都让‘四人帮’占了。如果你们为我打抱不平,受到牵连,都垮了,问题就严重了。” 不久,毛泽东接见另外一批外宾,李先念、汪东兴等人陪同。活动结束后,正好江青等人前来告状。毛泽东见状故意问李先念和汪东兴:“小平最近在做什么?他思想怎么样?”李先念说:“小平同志的思想转不过来,他有固定的思想,对文化革命有抵触情绪,这个情绪我们大家都有,都受影响。所以我们要批评他,帮助他。” 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指着江青说:“你老说邓小平可以把他们都统起来,你看李先念就站过来了,他就不是邓小平一伙的么。”随即,毛泽东作出严格的规定:反击右倾翻案风,只批邓小平一个人,李先念、华国锋、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统统不能动。 后来,上海造反派头头徐景贤在香港出了一本名为《文革十年》的书,其中写道,李先念向毛主席告状,要打倒邓小平,而且带头围攻邓小平。殊不知,这恰恰是邓小平的锦囊妙计。几个月后,在粉碎“四人帮”的关键时刻,正是这些老一辈革命家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段历史大家都知道。可小平同志辞去军职的情况,一般人不太了解,父亲说:“八人批邓”开始后,小平同志的头脑,从热呼呼的“整顿”里冷静下来了,经过一段思考,邓小平清楚地判断:主席不信任他了。

在此之前,父亲在国务院的主要工作是主管农业,三中全会上挨批后,工作要变动。在工作交接问题上,就谁来接任他分管的事,胡耀邦同志征求他的意见。父亲交出主要工作之后,邓小平同志找他谈话,又要他接任别的工作,后来父亲又管了一段时间旅游。

解放战争期间,戴季英再立新功。1946年7月,中原突围战役开始,戴季英、李先念、郑位三、王树声等粉碎了国民党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的企图,赢得了解放战争首战的重大胜利。

戴季英是当之无愧的开国元勋,曾领导了黄麻起义,开创了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在鄂豫陕战功显赫,长征时牵敌20万……

一件是在政治局会议上,纪登奎大概认为也算宣传口的事,发言说:现在,我们把华主席和毛主席平列起来,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袖华主席,这样的做法,好不好?还是毛主席讲的道理嘛,领袖的威信,是在斗争中建立起来的,靠人为的大树特树,归根到底是不行的。

另一件,因为纪登奎管宣传,有人给他送来一首歌,就是“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个华政委”那一首,词曲都有了,就等他批了。只要他一批示,中央乐团、歌舞团演奏,广播电台、电视台播出,就在全国传开了。这首歌送来以后,纪登奎没有批。过了几天,汪东兴来了,批评他“宣传华主席不力”。可是,对这首歌,纪登奎还是没有批。

会议上是否有不同意见,父亲没有说。不过,大会显然没有接受他的意见。

还有陈云,因任弼时身体不好,在他养病期间,都是由陈云代理他的工作,等到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病逝后,陈云正式入选五大书记,自然也是正国级。

最后,在开国将帅中,有哪些人是正国级呢?

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个月的事;其间,宣传口从接管到交出,父亲说,他查过工作日志,一共27天。后来他正式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

辞去军职的情况有所不同

所以,三中全会以后,他一方面接受批评、检讨错误,一方面也还在工作,不过事情不多了。当然,挨批评自然也不是什么好受的事,他心情不太舒畅。l979年夏天,他和吴德商量,他准备向中央提出辞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请求。吴德不同意,对他说:“辞职的事,你自己不要提。”

又过了几天,电话通知中央要找他谈话。这里的“中央”,是指粉碎“四人帮”以后实际已有的一个新的“常委”班子,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四个人,所以,是常委班子要找纪登奎谈话。

说起来也很有意思,共有六个人,元帅中有三位:朱德、林彪、叶剑英,大将没有,上将没有,中将也没有,但在少将中出了三位:李德生、汪东兴、刘华清。

对当年事不后悔

父亲去了以后,他们四个人都在,对他说的话很简单,只有几句:中央的分工,做一点调整。宣传口,原来姚文元管,现在登奎同志管,以后交给汪东兴管。几天以后,中央又找他谈话,还是调整分工,中央组织部,原来一直是纪登奎管的,也交给汪东兴了。

中央清理“文革”的错误,吴忠同志也受到审查,用那个时候的语言,叫“说清楚”。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以后,东线进展不顺利,许世友急得心脏病也犯了,就回来搬兵,找吴忠接替指挥。吴忠当时在广州军区任副司令,因为受审查还没有“说清楚”,在家中赋闲,正在喂鸡。

吴忠上前线,抱了个必死的决心,坐在一辆坦克里,冲在最前方。可这样一来,对战场敌我态势,自然情况明、决心大、反应迅速、指挥得力。结果,谅山一仗,打得最漂亮。

毛泽东随后严厉批判搞“肃反”的人害了“疯狂病”。在批评戴季英时,戴不服进行了辩解。周恩来忍无可忍,怒斥戴季英道:“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

当我问他为什么坚决要求立即辞去军职时,父亲说:“我在中央、也在军队干了这么多年了,能连这个道理也不懂?”接着他讲了小平同志的一段往事:

父亲辞职,是十一届五中全会前,宋任穷、王鹤寿两同志受中央委派同他谈话时通知他的。

另外,1916年还出生了一位正国级,就是万里,曾经担任过人大委员长。而且,万里跟汪东兴同一年去世,都活了100岁。

从父亲讲吴忠的故事里,我明白了:在战争时期,掌握军权的人,如果政治上的清白和忠诚受到怀疑的话,他可以用打胜仗立战功效命沙场以死报国的行为,来证明自己的忠诚。和平时期自然就没有这个条件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原来姚文元管宣传口,交给纪登奎管了。可是,纪登奎接管宣传口以后,没有多少天就“出问题”了,所以他正式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近日,纪登奎之子纪坡民,讲述了这段旧事。

1939年6月高敬亭被错误处决后,戴季英曾任代理司令员。其后的两年中,戴季英带领第四支队与日寇作战大小数百次,重创日军。

吴忠说:“让我上前线没问题,可是我还没有‘说清楚’哩!”

现任的领导人的职位情况大家都很熟悉了,咱来看看老一辈革命家的情况。

另外,丈夫是正国级,夫人是副国级的也有不少,比如毛主席与江青,朱德与康克清,林彪与叶群,李富春与蔡畅。

“文革”期间,吴忠同志任北京卫戍区司令。这自然是一个要害岗位的关键角色,如果用人不当,在“文革”那样的情况下,危害是很大的。在同林彪、“四人帮”集团斗争的关键时刻,吴忠都发挥过重要作用,所以毛主席称赞他:“吴忠有忠”。

但周恩来去世后,因邓颖超的地位和功勋,很快就被提拔起来,于1983年担任全国政协主席,成为新中国唯一一位女性正国级领导人。

于是小平向主席提出辞去总参谋长的军职,毛主席随即同意了小平辞去军职的请求,但仍然让小平负责分管外交工作。小平同志辞去军职,是1975年底的事,比他被正式撤销党政职务,要早三四个月。

父亲说:没有。他们对我说:“你是很有能力的干部。‘文革’前,我们就听毛主席表扬过你;来中央以后,我们听说百分之七八十的中央文件都是你主持起草的。”等等,说了不少好话。最后,他们两个一提到辞职的事,我立即表示:服从中央安排,同意主动辞职。

那么,有没有夫妻二人都是正国级的呢?还真有,就是周恩来与邓颖超。

看来,对那首歌当年没有批示,父亲仍然不认为他做得有什么不对。

三中全会以后,小平同志曾对来访的匈利牙卡达尔的一个高级顾问说过中央的人事“只进不出”的意见,在党内传达了。吴德可能是考虑到这个情况吧,他说:“工作和职务的事,听中央安排吧,要顾全大局。”父亲认为吴德考虑问题比较周到,说吴德是个“超级稳健派”。父亲没有向中央提出他的辞职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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